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北魏从道武帝建国（383）,其后进入中原（398）,到太武帝时又统一黄河流域（419）,及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统治中原将经历一个世纪.但自北魏统一北方后,实行“文治”即建设封建文明体制及文化的要求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连孝文帝都知道：“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2]”可见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其统治下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也在逐渐地缓慢地发展.另外在北魏统治的一百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向了以和他敌对的南朝为中心.孝文帝希望能在政治上与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在政治上与之相抗衡.太和十七年（493）,南方士族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在邺城受到孝文帝的接见,并从此受其器重.由此可见,孝文帝渴望拉拢南方汉族士族的支持,从而进行汉化改革.但是,旧都平城却因自身局限无法承担改革而“光宅中原”的重任.而洛阳正是“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是孝文帝理想的文治之地.迁都洛阳,便可光宅中原.从平城与洛阳两城的比较,我们便可知道孝文帝何以都洛阳而弃平城了.
平城,位于山西省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之中,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踞天下之背”,且北踞方山,西踞武州山,南带桑干河,形势险峻,是边塞要冲,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3].这是游牧民族占领、攻打异族的重要根据地,却不利于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虽然它在北魏前期作为都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到北魏中期以后,北方的另一支少数民族,蠕蠕（柔然）逐渐壮大,经常进犯北魏云中地区一带,威胁到平城.如《魏书》所载：延兴二年冬十月,“蠕蠕犯塞”； 延兴三年,七月“蠕蠕寇敦煌”,十月“蠕蠕犯边”； 延兴五年七月,蠕蠕再次“寇敦煌”[4].到太和年间,蠕蠕诸如此类的进犯还有不少.这样蠕蠕的进犯给都城平带来直接的威胁,迁都就可以避免蠕蠕的直接攻袭.另外,它地处偏北,政治影响无法遍及中原地区,不利于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随着北魏的不断扩张与强大,平城的政治功能却不断在弱化.
另一方面,平城位于我国北方,地势高寒,气候偏于寒冷,不利于农业生产,且常发生水旱疾疫之灾,如：承明年间,发生牛疫,耕牛死伤大半.太和十一年（487）六月的诏书曰：“春早至今,野无春草.”[5]另外,平城土地资源有限,除大同盆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为农业生产基地外,代北其他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相对而言,平城的居住环境不如中原地区了.但在平城时代,由于不断地将中原的汉族与其他各地的游牧民族迁到平城,使平城畿内（相当于今山西的大同、朔州两市所辖范围）的人口急剧增长.据李凭的统计,平城时代畿内的人口数量不低于150万[6].因而平城的生活物需生产能力却是不能满足其人口粮食及其他供给的.另外,平城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不是很便利,不利于及时从外地对平城进行粮食供.
更重要的是,平城作为一个边塞城市,它缺乏传统汉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发展的根据地,却没有封建文明的积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无法对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进行政治影响,文化辐射.且平城是守旧鲜卑贵族的阵营,在这里进行汉化改革,阻力重重.为了争取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迁都.这就注定了平城将丧失都城的地位.
与平城不同,洛阳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居天下之中”,“阃域中华,道理辐辏[7]”,利用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从大范围看,洛阳地区属于一个盆地.它北有天险黄河,背依黄河边的邙山,中间有洛水和伊水流,西为连接关中平原的函谷关,华山的狭窄通道,也是天险,南有嵩山和龙门,东接平原,但也有一处关口——虎牢关,又名武牢关,在现荥阳县汜水两岸,处东西交通要道,南迎嵩山,北拒广武山,西与北利于防守.而洛河平原与邙山,水量充足,土地肥沃,树林葱茂,东南方向可以通过黄河、汉水、淮河上游,直达华中与东南沿海,在军事、经济、交通上都是一处适于建都的地区[8].作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一旦控制了洛阳,就等于控制了中原地区.
另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看中洛阳能通四方之漕运,便于其进行对南朝的征伐,故都洛将事关军国大计问题.如《魏书》五三卷《李冲传》有云：
“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地,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有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
在同书七九卷《成淹传》说到,在高祖幸徐州时,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以泛泗入河,溯流还洛.但是,淹以黄河峻急,怕有危险,乃上书陈谏.高祖赦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剩流,所以开百姓之山.”
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帝把洛阳的漕运既看作是南伐的重要便利因素,又将其看作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认为,都洛是关系军国大计的问题.然而,这个目的要实现,须在鲜卑贵族汉化之后[9].
同时,与平城偏于寒冷的气候对比,洛阳相对暖和些.另外由于在经济、交通方面上的便利,洛阳可以很好地解决人口问题及粮草运输问题,这样,洛阳显然比平城更适宜人们居住.
洛阳不仅仅在交通、气候、经济的条件上比平城优越,更重要的是洛阳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深厚的汉族文化积淀.从东汉到北魏期间,共有东汉、曹魏、西晋三个王朝定都于此.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而且,都洛阳可以避开鲜卑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革,推进拓跋族的前进.另外,都洛阳还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在文化影响上,洛阳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之一.自殷商以来,洛阳一直我国汉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其拥有着深厚积淀的文化底蕴.如在东汉时期,洛阳的太学鼎盛一时,到西晋时代,太学在洛阳依旧有很好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洛阳的文化影响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更不用说平城了.正是由于洛阳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洛阳完全符合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转变所需要的国家都城向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条件.可以说,洛阳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文化辐射上,均可充当北魏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从上面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孝文帝何以都洛阳而弃平城的原因了.但是,笔者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的人民起义.自北魏统一北方以来,各族人民就进行不断的起义反抗.从孝文帝即位之年（471）到太和十七年（497）二十二年间,《魏书》上记载的人民起义有：延兴元年（471）,九月,青州高阳有封辩为首的农民起义；十月有曹平原为首的石楼堡起义；十一月,齐州平陵有司马小君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二年（472）,光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三年（473）,十二月齐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五年（475）,九月,洛州有贾伯奴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月,豫州有田智度为首的起义.承明元年（476）,冀州有宋伏龙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元年（477）,正月,秦州略阳有上元寿为首众至五千余家的农民起义；十一月,怀州有伊祈、苟初为首大的农民起义.太和五年（481）,二月,首都平城有沙门法秀招结奴隶,策划起义.太和十三年（489）,正月,兖州劳山有王伯恭为首大农民起义.太和十四年（490）五月,平原郡有沙门司马惠御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十七年（493）,七月,孝文帝南侵,北地人支酉在长安城北西山起义,秦北民王度人起兵响应,秦雍间七州人民皆响应,起义人众至十万.而这些起义的地区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各省.对于不断涌起的人民起义,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减轻租调外,必须将首都迁至关内来,以便更好地“镇压”人民起义,更好地巩固鲜卑拓跋族的统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区的中心——洛阳,便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北魏迁都洛阳不仅仅是其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个人战略才华的体现.从历史进程上看,定都洛阳是孝文帝开展大刀阔斧改革的重要阶段.如果孝文帝个人本身没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的话,那他也不可能想到要离开居住已久的拓跋旧都而进入中原地区的核心来进行改革.从孝文帝的改革成绩,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谋略.如果不是孝文帝本身的政治才能及发展远见,或许就没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说了,即使有,也不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
总之,历史的发展固然有着其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但同时历史也是由人来创造的.所以,北魏迁都洛阳既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改革作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