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是不是英雄?

袁崇焕是不是英雄?
袁崇焕是不是英雄?

袁崇焕是不是英雄?
袁崇焕不是汉奸,但捧袁崇焕的就说不太清楚了……(转贴)
关于袁崇焕是否是汉奸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原因是袁崇焕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作为非常可疑,往往被人怀疑为汉奸或者奸细.
袁崇焕被怀疑为汉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9件：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十、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虽然袁大人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是

不为自己个人利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没他明朝完的更快 建议你看百家讲坛

袁崇焕身为辽东督师，先后在魏忠贤把持朝政和崇祯年间初期，督师辽东地区，使得清军多年难以南下，努尔哈赤因此含恨而终，宁锦大战利用筑城架炮的方法，更是打退了皇太极的亲自率军进攻，大大增加了明军的信心，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崇祯的猜忌，袁崇焕被杀，这无疑是自毁长城，从此清军进攻明朝的门户彻底被打开，12万铁骑横扫中原，明朝彻底灭亡，而作为袁崇焕本身而言，无论是从忠、能的角度来看，甚至从结局来看，他都可以说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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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身为辽东督师，先后在魏忠贤把持朝政和崇祯年间初期，督师辽东地区，使得清军多年难以南下，努尔哈赤因此含恨而终，宁锦大战利用筑城架炮的方法，更是打退了皇太极的亲自率军进攻，大大增加了明军的信心，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崇祯的猜忌，袁崇焕被杀，这无疑是自毁长城，从此清军进攻明朝的门户彻底被打开，12万铁骑横扫中原，明朝彻底灭亡，而作为袁崇焕本身而言，无论是从忠、能的角度来看，甚至从结局来看，他都可以说的上是明朝的岳飞，甚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还可以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人们敬重的民族英雄

收起

当然是了!

虽然死的冤枉，被认为是卖国贼。但很快就平反了。
当之无愧的英雄。

是

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

全部展开

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1.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2.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3.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4.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5.见《明季北略》。
6.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7.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8.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9.《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
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旁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

收起

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