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有什么意义?

义和团有什么意义?
义和团有什么意义?

义和团有什么意义?
民族意识觉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宗教战争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权力斗争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敦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13]”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主要代表意见：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
　　中立评价
　　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肯定前期义和团运动“直觉的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但对后期义和团运动进行抨击,认为其“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