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一现象表明什么

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一现象表明什么
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一现象表明什么

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一现象表明什么
汉武帝之前,秦代、汉代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还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前134年(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受到汉武帝赏识,他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
前136年(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汉武帝这一政策使得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汉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